洪武二十四年，公元1391年网上炒股配资开户，南京城里忽然传出一个消息：郑国公常茂死在龙州。消息来得很急，来得也很巧，正赶在当地百姓叛乱、朝廷准备追究责任的节骨眼上。有人说是暴病，有人说是遭乱兵所害，也有人压低声音嘀咕：“这人八成是跑了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这个“死讯”，后来被不少史书照录在案，给出了一个干干脆脆的结局。但稍微把前后经过理一理，常茂这一生，远比“死了两字”复杂得多。他是开国名将常遇春的独子，是太子朱标的内侄，是朱元璋亲手扶持二十年的“自己人”，却一步步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甚至疑似用一招金蝉脱壳，从大明的视线里消失。
要看懂这出戏，绕不开两个时间点：一个是1369年前后，常遇春病逝；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1391年。前者把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推上了权势顶端，后者则像突然打上的休止符，把这位“纨绔国公”的名字钉死在史书的冷冰冰行文里。
一、猛将早逝，儿子“被安排”站到风口
元末战乱最激烈的时候，常遇春是朱元璋麾下最锋利的一把刀。朱元璋起兵之初，队伍草创，人心未定，能打硬仗的并不多，常遇春就是那支“敢死队”的旗手之一。因为每每领兵出征，动辄就是数以十万计，久而久之，江湖上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“常十万”。
1368年，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，国号大明，改元洪武，天下表面上归于一统，实际上还有不少势力不服。就在这个关口，常遇春奉命北上，继续进军，收拾那些残余力量。按理说，这是他从“开国功臣”迈向“镇国重臣”的阶段。然而命运突然拐了一个弯。
1369年，常遇春在班师途中染病。那时战事尚未完全平定，军中环境艰苦，医疗条件有限，病势发展得很快，很快便一病不起。常遇春死在征途上，死在朱元璋真正大规模封赏之前。这个节奏，对他本人来说极其残酷：大功未及尽享，便撒手人寰。
这一年，常茂只有十二岁。按当时的标准，这个年纪还谈不上真正懂事，更别说处理府中事务、应对朝中风浪。就在这个少年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连串的“安排”落到了他头上。
朱元璋先是追念常遇春，给予极高评价；随后，把原本准备给常遇春的封赏，基本全部转到了儿子身上。常茂被授予“郑国公”，世袭罔替，地位仅次于王、公中的少数几位重臣之后；父亲在军中的旧部，对这位“公爷”也多半持尊重态度。说得直白一点，常茂一出道，就站在了别人穷极一生也难以企及的位置上。
这种高位，对一个成熟稳重的人，是信任；对一个年少缺乏约束的孩子，则可能是一剂慢性毒药。更糟糕的是，在他身边，缺少一个真正能“管住他”的人。
常遇春生前极宠妻子蓝氏，家中大小事情多听她安排。常遇春在军中杀伐果断，在内宅却是一片软心肠，这种反差不少将领都有。久而久之，蓝氏在家中说话愈发强势，性格也越来越泼辣。大明初立，朝廷上下对功臣家属多多少少都会客气，但大多数人心里明白，在那种环境里，能真正约束蓝氏的人，除了朱元璋，很难再找第二个。
常遇春去世后，蓝氏守着幼子常茂，并没有因为丈夫早亡而收敛太多。她要给儿子撑腰，要替亡夫“争面子”，内心的骄矜与防备叠加在一起，使得她对儿子的行为十分纵容。只要不触碰皇权，家中许多事情，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种家庭氛围，对一个刚刚继承国公之位的少年，很难说不是一种放任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的常茂，习惯了仗势，习惯了被捧，习惯了随心所欲。用后人的话说，就是典型的“纨绔胚子”，不过在当时，他的名声还没有坏到人尽皆知的程度，朱元璋也还在给他机会。
二、皇帝亲自“包装”，女婿之争埋下祸根
时间往后推几年，常茂到了婚配年龄。站在皇帝朱元璋的角度，如何安排这位“老战友的儿子”，本身就是一件政治意味很浓的事。他最终做出一个选择：让宋国公冯胜的女儿嫁给常茂。
冯胜是另一位开国重臣，战功赫赫，性格偏谨慎稳重。冯家在军中威望不低，家风也相对端正，把这样的女儿嫁给常茂，在朱元璋看来，一方面是对常遇春家的一种扶持，另一方面也寄托着一种期望——借着冯家的规矩，让这个不太省心的国公少爷收一收性子。
冯胜自己对这门亲事，其实并不热络。他心中非常清楚，常茂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几乎都来自常遇春的累积。对常遇春这个老战友，他打心眼里佩服；但对常茂这个儿子，他并没有多少好感。站在传统观念里，“虎父无犬子”总是被反复挂在嘴边，冯胜也不好公然拒婚，只能接受这桩赐婚，在心里暗暗期望常茂能在婚后稳重一些。
常茂的背景，远不止“开国功臣之子”。他的姐姐嫁给了太子朱标，名义上是东宫太子妃，实际上在宫中颇得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喜爱。朱标是朱元璋最看重的继承人，温和宽厚，深得群臣敬重。常茂这一层“太子内兄”的关系，使他在朝廷里的地位更显微妙——只要不闯大祸，前途几乎不用担心。
换句话说，朱元璋给常茂搭好了“台子”：有封号，有亲戚，有岳父这位老资格名将带着他走正路。如果常茂懂得收敛，懂得在战功上补上父亲缺失的那一块，他这个郑国公，很可能就稳稳当当地活到老。然而，偏偏在关键一战上，他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
1387年，洪武二十年，朝廷决定出兵北方，针对的是辽东一带的势力纳哈出。纳哈出原为元朝残余势力，盘踞边地，对大明边防构成威胁。朱元璋任命冯胜为主将，统领兵马十万，常茂则担任副将，随军出征。
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一次“送功劳上门”的机会。冯胜老成持重，把控全局；常茂作为副手，只要遵从节制，战后封赏必然有他一份。朱元璋安排这样的搭配，说白了，就是想让常茂在实战中长点记性，又不至于真的把摔跤摔到头破血流。
从军事行动过程看，冯胜的计划是稳扎稳打。他清楚自己兵力占优，也知道硬拼会增加损失，所以在部署上，讲究节奏和消耗，希望用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果。战事推进中，冯胜的思路基本被验证，纳哈出的势力被逐步击溃，很快露出败象。
这一阶段，常茂逐渐显出了另一面。他有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那种“猛”的一面，主张趁胜急进，直捣黄龙，把敌人打得片甲不留。照他的话来说，这样既能震慑对方，又能给周边势力敲响警钟，达到“杀一儆百”的效果。
然而，冯胜却不赞同这种做法。他担心，一旦逼得对方绝境反扑，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失控，也会影响后续对辽东地区的治理。他更多考虑的是战后的安抚和统治，而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果断。于是，他否决了常茂的建议，坚持按原定计划行事。
对一个惯被捧着长大的国公少爷来说，被岳父公开否定，自然是难堪。常茂心中不忿，逐渐开始与冯胜“别扭”起来。你说向东，我偏偏想往西；你定一个节奏，我就想打乱它。这种拧着来的态度，在军中节奏感十足的行动里，非常致命，原本可以快速解决的问题，被拖得时间拉长，内部摩擦增多。
冯胜一方面要顾全亲家关系，一方面又要维持军令，长期忍让，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。直到后来那场“投降宴会”的冲突，终于把矛盾推到了台面上。
三、宴会失控，功臣之子一步步走向边缘
纳哈出深知不是大明的对手，在一连串失利之后，主动选择投降。对于冯胜而言，这是意料之中、也是乐见其成的结局。他需要的是一个顺服的大明藩属，而不是一个被彻底打死、后续留下权力真空的大患。因此，在纳哈出表达臣服之后，冯胜安排了一场宴会。
这场宴会，既是“受降礼”，也是一次姿态展示：以酒肉示好，让对方感受到“既往不咎”的诚意。这样后续管理边境地区，会少很多阻力。从大战转向坐谈，军事行动进入了一个比较温和的阶段。
就在这个看似和顺的场景里，意外发生了。宴席上，纳哈出的首领不慎把酒洒在地上，随口说了两句蒙古语，大约是安抚部属或解释情况的意思。当时在场的明军将士，大多听不懂蒙古话，气氛一时有些尴尬，却不算紧张。
常茂正好坐在纳哈出首领对面，亲眼看见酒洒落地，也听见那几句陌生的话。他心头一紧，立刻叫来身边懂点蒙古话的随从，低声问：“他说了什么？”这个细节在史料中虽不详尽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随从的翻译极具导向性——“好像是在商量要逃跑。”
这句话，像一根火柴，点燃了常茂心中的不安与凶性。他并没有再进一步核实，也没有向冯胜通报确认，而是当机立断，下令拘捕纳哈出首领。宴会上的守卫还没弄清状况，场面已经混乱起来，纳哈出首领惊慌之下抽身而起，翻身上马，想要离开是非之地。
在那一刻，常茂的直觉被强化了：你看，他真的要跑。他拔刀追击，一路大喊，终究没能截住，只是在匆忙追逐中砍伤了对方的手臂。原本用来修补关系的宴席，就这样被鲜血和惊叫打断。
冯胜的心情，可想而知。他费尽心思筹划投降事宜，好不容易让对方放下戒心，如今在大帐之中被砍伤首领，这在政治上是极为不智的行为，更可能逼得对方重新振作起反抗之心。他长期压抑的不满，在这一刻终于爆发。
据记载，冯胜当场训斥常茂，言辞非常严厉。常茂一贯习惯于受人捧着，何曾在外人面前被这样呵斥，当场颜面无存。二人由私下的意见不合，升级为公然的争执。冯胜认定常茂坏了大事，常茂则认为岳父小题大做，处处压他一头，心中怨气更重。
等军务告一段落，两人的矛盾就不再局限于军中，而是要上升到朝廷层面。冯胜率先上奏，详细陈述常茂在军中的乖张、莽撞，尤其是在受降宴会上擅自行动，差点坏了边事的经过。常茂也不示弱，随即上书朱元璋，从自己的角度描述事情经过，甚至不排除在奏章中提出对冯胜的指责。
在洪武朝，给朱元璋上的奏疏，绝不是“写信发牢骚”这么简单。任何冲突，一旦摆到皇帝案头，就必然要有结果。事情传进宫中，朱元璋了解前因后果后，没有选择偏袒任何一方，而是干脆一起处分。
冯胜被剥夺职位，暂时闲置；常茂则被贬往龙州。就事实来说，常茂在这件事上责任更重，按照一般标准，他的惩罚原本可能更严。但朱元璋显然还考虑到了旧情——想到常遇春为大明立下的功劳，又想到自己这些年对常茂的栽培，最终没有痛下杀手，只是将他打发到边地，让他“冷静冷静”。
不得不说，这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宽宥。然而，被贬到龙州之后，常茂迎来的，不是反思与收敛，而是另一轮失控。
龙州地处偏远，天高皇帝远，再加上来者是“郑国公”这样的大人物，当地官绅自然要想办法结交。有些人为了巴结他，甚至主动把女儿送上门，希望借这层关系为家族谋利。从手段上看，一点也不稀奇，在许多新设行政区、边陲州府里，都曾出现类似情况。
问题不在这些人的心思，而在常茂的角色。他接受了别人的“好意”，又愿意出面替人说话、打招呼。渐渐地，一些不法行为就披上了“郑国公的人”的外衣，在当地横行。有人仗势欺压百姓，有人借机侵占土地财物，一旦有人不服，就搬出“公爷”的名字压人。久而久之，龙州百姓苦不堪言，矛盾积累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。
当地终究爆发了大规模叛乱，声势浩大，在地方层面已难以压制，很快传到了南京。朱元璋听说龙州有变，自然要追根究底，弄清楚是谁在背后放纵腐败，谁在弄权。按洪武朝的惯例，一旦坐实“压迫百姓、激起民变”的罪名，后果极其严重，轻则流放，重则族诛。
常茂非常清楚自己在龙州期间的所作所为。如果一条条翻出来摆在御前，他几乎不可能有好下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史料里出现了一个颇带戏剧色彩的情节——“常茂令部下传其死讯”。
换句话说，在朝廷的调查真正压到面前之前，他选择了“先死一步”。通过层层传递的消息，说自己已经死于动乱或疾病。朱元璋接到这份死讯时，距离事发并不久，朝廷的手伸到龙州，还需要时间。面对突如其来的“噩耗”，在那种通讯条件下，想立即核实真伪并不容易，这就给常茂留下了模糊空间。
再往后看，史书上写得很简单：洪武二十四年，郑国公常茂卒。只留下一个年份，没有明确地点，也没有具体死因。至于民间传说里那种“他其实没死，藏身深山”的说法，或许有夸张和后人想象的成分，但从当时的环境来看，这种可能性并不算完全荒诞。
常茂究竟是死在洪武二十四年，还是借机脱身，再也不愿出现在大明的视野里，已经无从查证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：在朝廷的官方记录中，他的生命轨迹就停在了这一年。
四、父子两代，一个巅峰一个滑坡
讲到这里，常遇春父子的对比，不免让人感慨。
常遇春一生征战，几乎所有光鲜的头衔，都是从战火中拼出来的。他以勇猛著称，行伍之间号令严明，对敌人冷峻，对军令极其敬畏。身为武将，他最重要的资本，就是在战场上的信誉——只要他出现在阵前，许多人就自然心安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有“常十万”这四个字流传下来。
然而，他的早逝，却使得许多本该亲手教给儿子的东西，来不及传承。家国观念、军中规矩、对权力的敬畏，这些需要长年累月耳濡目染的东西，在常茂身上并没有扎根。常遇春给儿子留下的，是显赫的爵位，是广泛的人脉，是皇帝的厚爱，却不是一套足以约束行为的价值准则。
常茂从小就站在高位，等于是先领到了“结果”，再来学习“过程”，这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风险。他习惯于享受从父亲那一代就积累起来的威望，却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的一举一动，都在消耗那份旧有的尊重。对他来说，郑国公的身份，是护身符；对外人来说，这个身份原本应当是一份责任。
从冯胜出征纳哈出，到龙州百姓起事，再到疑云重重的“死亡”，常茂在一步步远离朱元璋原本为他设计的轨道。朱元璋二十年间的扶持与纵容，换来的不是一个能在边疆独当一面、镇守一方的名将，而是一位名声日益不佳、最终甚至要靠“死讯”来逃避惩处的国公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朱元璋对开国功臣的态度，历来颇为复杂。他一方面倚重他们开国，另一方面又忧虑功高震主，洪武朝的多次“清洗”，许多都是针对功臣集团。但在常遇春身上，朱元璋表现出了相对罕见的“偏爱”，在他死后长年优待其家。对常茂的多次宽宥，既是对老将军的一种念旧，也折射出朱元璋想要“养成”下一代勋戚骨干的用心。
只可惜，个人性格、家庭环境、时代背景纠缠在一起，最后形成的结果，往往超出最初的设想。常遇春的英名，牢牢地写在《明史》《明太祖高皇帝实录》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之中，而常茂则更多地出现在零散记载里，带着些许讥讽和遗憾。
如果把这对父子放在大明建立前后二十多年的时空中来看，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轨迹：国祚刚立时，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猛将；天下渐稳后，更需要的是懂规矩、能守成的勋贵。常遇春属于前一种，常茂本有机会向后一种转变，却在关键节点一次次做出相反的选择。
常遇春之死，使朱元璋难过，也让他更加警觉“人情”的分量；常茂的一生，则给这个皇帝上了另一课：哪怕是最亲近的勋戚，也未必守得住手里的权势。对于这位出身寒微、一步步爬到帝位上的统治者来说，情义与制度之间的拉扯，贯穿了整个洪武时期。常茂只不过是这条绳子上，比较醒目的一个结。
参考文献：《明史》《明太祖高皇帝实录》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网上炒股配资开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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